2026年5月28日晚，清华“区域国别学讲坛”第3讲在清华科技园C座902号举行。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应邀作题为“张力满满——从区域国别研究打造自主知识体系谈起”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基地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章永乐担任与谈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读书》杂志主编冯金红，百家乐
党支部书记、副院长何雪冰出席活动，来自校内外的70余名师生参加讲座。讲座由百家乐
助理研究员何演主持。
主讲人高柏教授
讲座中，高柏着重分析了区域国别研究打造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挑战。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面临更为复杂的知识生产处境。一方面，与其他学科一样，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依赖，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可以只研究中国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全球南方国家。如果其知识生产只把研究对象国放在“材料”“案例”或“治理对象”的位置上，而研究者始终掌握命名、分类和解释的权力，那么用中国的理论代替西方的理论，也将面临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被研究对象国视为新的“我族中心主义”和“他者化”的风险。
高柏指出，打造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意味着将西方理论替换为中国叙事或中国概念，也意味着要反思知识生产中的解释权、议题设置权和概念生成机制等问题。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充分重视研究对象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价值体系、知识传统和现实关切，在研究议题的共同决定、概念互译与双向检验，以及跨国知识生产共同体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现场观众听取讲座
然而，正像高柏教授三年前发表的《理论与方法之争：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指出的那样，影响区域国别研究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结构条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同样深刻塑造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固然应该充分考虑研究对象国的现实关切，然而这种立场在现实中也经常遭遇明显的限界：首先，全球南方的众多精英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用西方国家的视角分析国际国内事务；其次，像最近正在迅速发展的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显示的那样，中国照样可能与全球南方发生正面的利益冲突；最后，全球南方国家的许多利益仍然深深地嵌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在利益的诱惑下，它们也经常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灵活调整立场，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高柏认为，要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中国不仅需要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打造出一个自主知识体系，更需要让这个体系代表的理念有国际制度的支撑。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象和中国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的想象。缺乏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系统想象，区域国别研究很容易停留在碎片化、对策化和事件化的表层，很难形成可积累、可扩展的知识体系。要想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找到真正的生长点，就必须加强对未来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制度和规则供给等方面的研究。
与谈环节中，章永乐从国际法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出发，对高柏教授的报告作出回应。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法研究之间存在“双向奔赴”的关系。区域国别研究强调深入对象国社会，理解其政治、经济、文化和规则观念；国际法研究则关注普遍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建构。当前，中国在涉外法治、区域国别法、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塑造等方面面临新的实践需求，这为区域国别研究与法学研究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广阔空间。
与谈环节
章永乐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了解对象国“发生了什么”，还要理解对象国如何看待规则、秩序与发展。只有深入把握对象国对于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规则的理解，才能在未来规则建设中更好地实现沟通、转译和协商。他指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法研究共同参与国际秩序建设提供了新的议题空间。
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体动力、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知识体系建构经验、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与霸权秩序的关系、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局限与突破、全球南方国家知识生产中的西方影响、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变迁等问题同主讲人和与谈人展开讨论。高柏结合日本“日本人论”、美国现代化理论、发展型政府、产业政策以及美国霸权秩序的演变等案例，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本次讲座讨论热烈，持续两个多小时。活动最后，与会嘉宾和师生合影留念。
与会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