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日至4日,由百家乐
主办的第四届清华地区研究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超越地区·全球南方的新议题与新愿景”,来自40余个国家的200余名学者围绕全球南方的最新变革、合作与挑战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研讨。在“全球南方的社会发展与治理挑战”分论坛中,来自海内外17所高校共计24名与会嘉宾就“全球南方的社会不平等与福利体系建设”“全球南方的多重转型:从健康治理到数字主权”“比较视角下的国家发展与治理挑战”“央地协同合作与地方治理创新”等4个议题进行了研讨。随后与会嘉宾就各自研究展开了互评。与会嘉宾和参会听众们分别从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和视角切入,对各地区的不同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交流学术观点。
分论坛 3.1 “全球南方的社会不平等与福利体系建设”
该分论坛于7月2日下午举行。本场论坛由百家乐
助理研究员肖齐家博士主持,来自墨西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蒙古、阿根廷及中国的多位学者围绕福利政策、社会不平等与代际正义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洛伦萨·维拉·莱弗教授作了题为《族裔、性别与阶级:支持大学生追求更美好未来政策的挑战》的报告。研究指出,尽管墨西哥高等教育政策在提升原住民学生入学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以“功能性跨文化”为导向,未能实现制度结构的根本改革。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蒂萨·拉文达·佩雷拉教授以《组织与道德认同中心性对千禧一代员工敬业度的影响:心理特权感与工作价值观的调节效应检验》为题,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与心理特权感理论,分析千禧一代MBA学生的组织参与动因。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王诗傲博士的论文《框架建构到共识凝聚:基于智利家庭政策改革的福利政策扩张逻辑解析》指出,福利政策扩展的关键不在于政治派性,政策倡导者的议题架构与执政者的话语匹配程度影响最终的政策制定结果。
在随后的讨论中,几位与谈人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高度认可。维拉·莱弗教授指出,王诗傲博士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并结合墨西哥的现实指出女性独立意愿与家庭责任冲突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佩雷拉教授建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补充定量数据以增强说服力,并肯定了论坛为各国学者搭建了互学互鉴的桥梁。王诗傲博士也从理论定位和研究对象选择角度,对两位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下半场,议题进一步延伸至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治理、女性流动性及城市不平等问题。
巴基斯坦拉合尔政府学院大学的艾哈迈德·拉扎·汗博士在《巴基斯坦女性(非)流动性:以公共交通的“萨拉米切片”策略突破社会不平等与边缘化》中指出,女性出行困难主要受到经济、安全、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研究提出,通过渐进式、可持续的改革路径,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法律执行与性别敏感服务,方可实现女性出行自由与教育机会平等。
蒙古国立大学巴特策策格·阿勒坦格日勒教授的报告《蒙古国扶贫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施路径研究》指出,蒙古国将扶贫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涵盖普惠性转移支付、绿色就业、牧民生计支持等多个领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塞巴斯蒂安·毛罗教授在《城市分权治理中的社会地域不平等与政治参与: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例(2011–2023)》中指出,社会地域不平等影响政治参与模式,富裕社区多以“防御性维护”为主,边缘社区则采用“抗争性争取”策略。

在讨论中,与会者围绕“代际责任”“性别安全圈”“政策实效验证”等关键词展开热烈交流。与会者普遍认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福利体系发展,需跳脱传统制度路径依赖,关注本土需求、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逻辑,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正义与可持续发展。

分论坛 3.2 “全球南方的多重转型:从健康治理到数字主权”
该分论坛于7月3日上午举行。本场论坛由百家乐
助理研究员高良敏博士、坦桑尼亚伊法卡拉健康研究所临床流行病学家萨利姆·阿卜杜拉教授主持,来自非洲、拉美、南亚与中国的多位学者围绕数字主权、人工智能、全球卫生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全球南方国家在多重转型过程中的挑战与路径。

巴西联邦参议院的杰尔马诺·保罗·约翰·松·内托博士作题为《重构数字主权:多维概念分析框架》的报告。研究指出,随着5G、云计算和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数字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自主的关键支柱。当前“数字主权”概念在不同国家存在分歧,欧盟重视数据保护,美国强调技术控制,中国则呈现集中化治理模式。研究进一步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涵盖技术自主、网络管控、基础设施成熟度与数据保护等维度,旨在为国家数字战略提供结构化工具。
来自伊斯兰堡航空航天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沙扎·阿瑞夫女士以《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整合研究:以印度与巴基斯坦为例》为题,分析了人工智能在南亚国家的融合趋势与政策挑战。研究指出,AI已成为产业转型与创新的重要引擎,在智慧城市、高教、监管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同时,AI也正重塑战争形态,但其发展仍受制于数据缺失、网络脆弱、监管滞后等问题。研究建议构建多层次的政策体系,包括公众教育、人才投资、跨部门协作与伦理治理,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候选人唐瑛展示了题为《中美博弈下海合会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的研究。研究指出,海合会国家凭借能源资本与稳定政经环境,构建起较为完备的数字战略路径,并在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与电子政务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在中美数字竞争格局下,海合会国家面临战略自主与技术依赖的双重考验。研究认为,推动本土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是其提升数字主权、实现战略可持续的关键所在。
在论文展示后的互评交流环节,参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主权重构与政策实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者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AI整合中面临边界划定、能力建设与治理制度等多重挑战,呼吁构建更加包容与协作的国际技术秩序。一些发言特别强调了本地语言模型、教育体系重构及人类在AI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以防止AI成为新的发展鸿沟工具。
在随后的下半场中,来自非洲、拉美与中国的学者将讨论重点转向健康治理与区域合作。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安德烈亚·阿齐兹·基法西博士以《非政府组织资助项目为何不可持续?以坦桑尼亚伊林加HIV感染者医疗服务为例》为题,指出当前NGO项目高度依赖外部捐助,项目设计往往为迎合援助方偏好,忽视本地医疗实际需求。一旦捐助终止,不仅服务系统崩溃,还造成医护队伍流失与培训断裂。研究批评政府将责任外包、战略受援助绑架的现象,并指出当捐助重心转向其研究议题时,原本的HIV防治迅速陷入真空。
拉斯维亚斯中心大学的埃弗琳·费尔南德斯·卡斯蒂略教授带来《古巴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福祉的评估与提升实践》。研究介绍,古巴高校通过心理课嵌入专业课、集体劳动疗法及教师角色转变等多种机制提升学生福祉。该体系打破了以心理指标为核心的西方范式,强调个人能力、人际关系与情境支持三重维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古巴仍实现83%学生通过社区支持应对经济压力,辍学率远低于拉美平均水平。
最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候选人张小强作了题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区域转向——非洲联盟的行动与挑战》的报告。研究指出,疫苗不平等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结构性不公,非盟通过创建非洲CDC、药监局等机构试图打破西方主导。在国家层面,非洲CDC实现数据共享与疫情响应提速;在区域层面,将卫生议题纳入《2063议程》,推动疫苗本地化;在全球层面,则在联合国发声反对“免疫种族隔离”。但非洲仍面临医疗人力不足、数字基础薄弱与援助依赖等多重困境。
讨论环节中,参会者进一步围绕健康治理与地区合作展开对话。有学者指出,非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的真实影响远大于统计所反映,区域行动虽有突破,但仍面临主权壁垒与治理缺口。此外,关于古巴的种族平等实践、高校多元支持机制也引发热议;而NGO资助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亦得到关注,与会者强调应解决“生存”与“高质量存续”之间的矛盾,探索由目标达成向长期运营的有效转型。

分论坛 3.3 “比较视角下的国家发展与治理挑战”
该分论坛于7月3日下午举行。本场分论坛由百家乐
助理研究员王诗傲博士主持,多位来自中国、非洲与拉美的学者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基层治理机制及区域整合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黄振乾副教授展示了题为《坦桑尼亚的乡村治理结构解析:基于四个村庄的考察》的研究。研究指出,坦桑尼亚的乡村治理稳定性建立在执政党的基层组织能力与“村庄政治三角”的制度结构之上。这一结构由村党支部、村行政办公室与民选村主席共同构成,体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的“柔性治理”逻辑。研究强调,微观层面的治理能力和制度演化机制,是维持非洲民主化国家基层稳定的关键基础。
秘鲁太平洋大学的尼夫塔·刘·伊巴里亚斯博士通过对阿根廷Cauchari太阳能项目的分析,发表题为《重新评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拉丁美洲当地社区发展的影响》的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在推动拉美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并通过引入利益共享机制、本地合作社参与与教育改革等方式,增强了项目的社会嵌入性和可持续性。项目为原住民返还利润、提升就业质量,并通过定制课程推动人力资本提升,为区域发展创造结构性正外部性。
清华大学博士候选人张水北在线发表了《发展型国家理论在非洲国家发展经验中的适用性:以卢旺达服务业导向的经济转型为例》。研究指出,卢旺达的发展路径依赖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型,与传统依赖制造业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存在差异。研究强调,在国家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卢旺达政府通过集中资源发展旅游业等产业回应合法性需求,展现出一种灵活适应、混合多元的现代发展策略,提示我们应重新审视发展型国家理论在非洲的适用边界。
在随后的交流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政党组织力、政治体制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有观点指出,去中心化有限的政体结构使政党系统成为乡村治理深度制度化的核心基础;也有学者认为,非洲民主实践在反对派政治崛起与国家稳定之间存在张力,政治制度本身并不决定发展绩效,关键在于治理能力与战略选择的适配。卢旺达案例亦提示,发展中国家需结合现实条件,集中力量推进有国际合作潜力的产业,构建起“自我诊断—战略聚焦”的路径。
在下半场议程中,三位学者围绕区域治理、海外项目实践与城市空间治理展开论文展示。
来自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亚历山大·马库里洛教授展示了题为《无人愿肩负的制度性使命?东非联邦建设的挑战与前景》的研究。研究指出,东非共同体所提出的“政治联邦”目标虽具象征意义,但长期缺乏实际推进,反映出“国家间整合”缺乏“人民间整合”基础的问题。主权让渡意愿不足、成员国制度差异与内部政治分歧,均构成政治联邦难以落地的制度性障碍。
内罗毕大学的菲利普·考杜博士带来《中资企业在非洲铁路沿线的治理实践:基于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与埃塞-吉布提铁路的比较研究》。研究指出,两项目在本地用工、劳资关系、制度监管与技术转移方面均体现出显著差异。肯尼亚因具备更完善的监管环境与活跃的工会组织,在工人权益保护与议价能力方面表现更强;而埃塞在制度建设与工人组织能力方面仍显不足。研究提出了关于中资企业劳工政策明确化、培训标准化与能力建设加强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宋晓颖围绕《埃及城市非正规住区的治理困境及其经验启示》展开分享。研究结合空间生产三分理论与空间正义视角,揭示了埃及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通过空间控制与话语建构形成了排斥性空间格局。研究强调,未来的空间治理应以正义导向为核心,推进多元参与、因地制宜与“渐进+弹性”结合的治理模式,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讨论环节中,与会者进一步交流了对区域治理与发展合作的认识。有学者指出,非洲区域一体化缺乏清晰的外部安全压力与战略危机,难以形成如冷战时期欧洲那样的整合动因;亦有观点强调语言障碍对南南合作中的知识转移构成重大瓶颈,需加强培训过程中的语言适配机制。关于合作项目的政治周期问题,有学者指出部分非洲国家将项目推进与选举挂钩,压缩企业操作空间,反映中非合作实践中复杂的政治博弈。也有学者提出,“政治联邦”不应一步到位,可考虑从核心国家先行推进,实现“先联后扩”的渐进式策略。

分论坛 3.4 “央地协同合作与地方治理创新”
该分论坛于7月4日上午举行。会议由百家乐
助理研究员雷定坤博士主持,多位来自亚洲、非洲与拉美的学者围绕社区参与、地方治理、财政制度与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呈现出来自全球南方的多样实践与理论探索。

来自卢旺达大学的让·博斯科·鲁萨加拉教授分享了题为《社会经济特征是否决定社区发展项目参与?——来自卢旺达加索博区的经验》的研究。基于对322户家庭的问卷调查与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教育水平、性别差异、土地拥有状况及年度支出等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意愿。其中,自有土地和从事主业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项目,而资源过少或过多的家庭参与度反而较低。研究指出,提升社区参与有助于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教育获得水平并增强居民稳定性。
四川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尼拉杰·劳瓦朱介绍了尼泊尔巴克塔普尔的地方治理实践,报告题为《巴克塔普尔的参与式治理:克沃帕地方治理模式的创建》。研究指出,该市通过本地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的动员,在未依赖外援的情况下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协同推进,发展出以“Khwopa模式”为核心的地方治理路径。该模式强调自力更生、群众参与与透明治理,不仅提高了居民的归属感,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历史文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经验。
皮埃尔·塞莱斯丁·比门亚马纳博士的研究《社区干预中的社会创新:以卢旺达“社会实验室”为例》聚焦于卢旺达大学2022年试点的社会实验室实践。研究通过对21名参与者的访谈发现,该模式能显著提升社工学生的实务能力与社区协作技巧,相较传统实习更具效果。但也面临资金不足、实践时间短与远距离交通等瓶颈。研究建议将该模式纳入社工课程体系,并加强资金支持与社区合作机制。
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奥尔加·亚当斯教授分享了题为《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目标及挑战——以中亚为例》的研究。研究指出,中亚国家领导人在治理方式上深受苏联体制影响,重视主权与传统文化认同。虽然安全合作有所进展,区域间政治经济协作却推进缓慢。
来自巴西利亚大学的卢西奥·雷姆扎特·雷诺教授以《立法机构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巴西联邦区地方层级立法预算修正案研究》为题,探讨地方立法者如何通过预算修正案直接配置公共资源。研究基于2016–2024年财政数据,指出随着透明度与协调机制制度的实施,预算执行率显著提升。不同政党议员在预算资源分配中的表现差异不大,反映出立法机构在公共资源分配中的统一性与制度性作用。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候选人吕烨展示了《可再生能源、电气化与女性赋能——基于全球南方的证据》研究成果。研究基于50多个国家、400多个区域的长期数据,分析了可再生能源在改善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作用。研究指出,电气化不仅推动了女性教育、创业与家庭谈判能力的提升,也改善了子女健康和信息获取能力。研究呼吁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以实现气候正义与性别平等的双重目标。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社会实验室”与南亚地区如“panchayat”制度的可比性、伦理责任边界及制度化可行性展开热烈讨论。有学者指出,卢旺达的实践依赖大学、政府与社区三方协作机制,已在部分地区形成本土化、小规模的治理突破。同时,亦有观点提出,应关注社会信仰在社区治理中的文化嵌入作用,如尼泊尔佛教伦理是否对社会凝聚产生积极影响。

讨论还关注了财政与治理关系的多样性。尼泊尔学者提到,尽管宪法赋权地方政府,但中央集权惯性仍未打破,省级治理空间受限。关于区域合作,中亚研究引发对主权敏感性、资源博弈与历史积怨的思考,建议将中亚与非洲或欧洲整合经验进行动态比较,以寻找适合本地语境的渐进式路径。
在下半场讨论中,围绕电气化与女性赋能的议题,有学者指出应进一步引入社会分层(如种姓、阶层)变量,以解释不同群体在电气化过程中的赋权差异,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假设;也有观点建议细化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对各地区女性影响的差异性,以增强政策针对性与理论深度。
关于巴西预算修正案机制,有学者指出其与“参与式预算”存在共通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其跨国移植的可能性。另有评论认为,应进一步区分技术性资源评估与政治性资源博弈之间的张力,以深化对立法影响力的理解。

整场会议聚焦央地关系中的制度创新与本土实践,呈现出跨区域治理经验的多元面貌,也为未来南南合作与地方治理机制设计提供了启发与借鉴。
为期3天的会议中,4场分论坛围绕不同主题依次展开,涵盖全球卫生、人工智能、基层治理、区域合作、性别赋能等多个前沿议题,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跨区域、跨层级特色。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发言精彩纷呈,讨论深入细致。参会者们纷纷表示,此次跨领域、跨地域的学术交流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也启发了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为深入理解全球南方的发展挑战与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契机。